书摘|短暂蜜月&分道扬镳:鲁迅与胡适反目真相

文章来源:网络整理2017-09-29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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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暴得大名后,胡适未等拿到博士学位便于1917年应陈独秀推荐、蔡元培邀请来北大任教,时年不过二十六岁。他在北大开了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门课,并创办哲学研究院,自任主任,开始了风云叱咤的人生征程,也开始了和鲁迅的恩怨情仇。

1918年8月12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收胡适之与二弟信”,可见此时鲁迅与胡适已有交往。从1918年到1924年,是鲁迅和胡适的“蜜月期”。两人观点基本一致,互相支援,共同战斗,将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胡适是“文学革命”的急先锋,而鲁迅则是“文学革命”的主将,是鲁迅将胡适理论付诸实践发扬光大。胡适虽然也写过《差不多先生》等白话小说,出版过白话诗诗集《尝试集》,但总体上白话创作乏善可陈。如果,没有鲁迅《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等白话小说的及时、有力诞生和支撑,文学革命及新文化运动将会逊色许多。胡适对此也心知肚明,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后,胡适立即给予热烈赞扬和高度评价,称赞鲁迅为“白话文学运动健将”。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写道:“这一年多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同年8月11日,他又在日记中对“周氏兄弟”评价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鉴赏力与创作力,而岂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


对于鲁迅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等杂文,胡适也大加赞赏,如他在信中说看了《随感录·四十一》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胡适还曾将鲁迅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与林纾、严复的译文相比较,认为鲁迅既有很高的古文造诣,又直接了解西文,所以“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

鲁迅对胡适也多有支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贞操问题》批判封建贞操观,鲁迅紧跟其后发表《我之节烈观》,与胡适观点一致。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白话诗《我的儿子》反对愚孝,鲁迅也随之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鞭挞封建孝道。当胡适遭致学衡派和甲寅派攻击时,鲁迅撰写《估学衡》和《答KS君》予以回击……鲁迅的这些所作所为主观上也许并非有意支持胡适,但足以说明两人此时思想观点基本相似,客观上对胡适起到了火力支援的作用。

除了作文呼应、偶尔吃饭、不时通信外,两人此时还经常互相赠书,并为对方著作提供资料和指正。胡适考证《西游记》时曾委托鲁迅帮忙寻找相关材料,考证《三国演义》时“曾参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说史讲义》稿本”,还曾请鲁迅帮《尝试集》删诗,帮代购《水浒传》复本。而鲁迅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引用过胡适的考证材料,多次征求胡适意见。对于鲁迅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只出过上半部《白话文学史》的胡适不但不羡慕嫉妒恨,反而由衷地赞扬道:“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精力。”对于胡适提出的意见,鲁迅回信道:“适之先生,今日到大学去,收到手教。《小说史略》(颇有误字,拟于下卷时再订正)竟承通读一遍,惭愧之至。论断太少,诚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所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但于明清小说,则论断似乎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极想于阳历二月印成。”

但熟归熟,鲁迅和胡适此时的关系也仅限于朋友,算不上多么亲密。鲁迅曾照《忆刘半农君》一文中,对《新青年》各位同事有过一段精彩绝伦的回忆:“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可见,鲁迅对于胡适谈不上亲近,甚至有点鄙夷,认为他有些“阴险”。

在鲁迅和胡适协同作战的同时,两人也有分歧,并逐渐扩大,从而最终两人一左一右分道扬镳。

谦谦君子胡适生性温良恭俭让,虽然他首倡“文学革命”,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用的是“改良”和“刍议”,并没有直接扯出“文学革命”大旗。该文发表后,胡适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还说:“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足见,胡适性格之谦和敦厚如水。

而鲁迅性格与胡适恰恰相反,刚烈激愤似火,眼里容不得沙子。这注定了两人水火不容,迟早分手。早在《新青年》演双簧戏时,两人就有过分歧。鲁迅认为“双簧戏”无可厚非,“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胡适对此不以为然,视之为“轻薄”之举,“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不值一辩。胡适温良,服膺“实验主义”,从而主张走改良道路;而鲁迅刚烈,服膺“超人哲学”,从而主张走激进革命道路。这两张道路公开的分裂便是“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7月,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提出“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进而胡适认为,“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功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功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甚么样的结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功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功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最后,胡适“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正在积极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对此文很是不满,撰写了《再谈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对此反驳,引发了《新青年》同仁之间激烈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启了“新青年”一派向左、一派向右的分裂。从此,李大钊、陈独秀高举共产主义大旗,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而胡适则终其一生坚持改良道路,坚持自由主义。鲁迅虽未就“问题与主义”之争明确表态,但实际上对胡适观点不满。这种不满见于他对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的反对,这也是鲁迅和胡适首次公开交锋。

“整理国故”原本是“新青年”们针对黄侃、刘师培成立“国故社”而提出的口号,主张用“科学精神”加以“整理国故”,反对“国故社”不加区分地“保留国粹”。鲁迅对“整理国故”原本也持支持态度,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便是“整理国故”的切身实践。但在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后,胡适更加倡导“整理国故”,劝青年们“踱进研究室”,多研究些“国故”问题,少谈些激烈主义,并以此为借口反对学生运动,认为“呐喊救不了中国”。


鲁迅对此不满,先后写了《所谓“国学”》《望勿“纠正”》《春末闲谈》《读书杂谈》《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碎话》等文章,批评埋头“整理国故”之弊端。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鲁迅没有点名地批判胡适道:“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此时,孙伏园正好在《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书目。胡适向青年们大开“国学书目”,还要求中学国文课要以四分之三的时间去读古文。鲁迅则不但一本书目都没开,还语出惊人地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显然是对胡适等人的回击和嘲讽。

虽然分歧已露尖尖角,但此时的鲁迅与胡适还未决裂。1922年5月,胡适应邀和废帝溥仪相会。因为同情溥仪,并称呼溥仪为“皇上”,胡适遭致社会广泛谴责,连和胡适关系较好的周作人也写信提出异议,但鲁迅未公开对胡适斥责。鲁迅与陈源轮回大战时,胡适还以双方朋友身份去信居中调节。此时,鲁迅虽对胡适有所不满,在致许广平信中将胡适与陈源说成“物以类聚”,但并未公开与之翻脸。

但随着胡适愈加走近当权者,充当国民党政权“诤友”,鲁迅对胡适越来越讨厌起来,笔下也越不留情。胡适虽曾放言“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但生性热闹的他怎甘寂寞。1922年5月,胡适等人创办《努力周报》,号召国人努力再造中国,并在第二期上领衔16位知名人士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政府”的政治目标。喊了半天“好政府”没人理后,胡适又率领新月社利用《新月》杂志,掀起人权讨论热潮,批评国民党政府不重视人权。《新月》杂志因此惹恼国民党政府被查封关闭,不甘寂寞的胡适接着创办专门谈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便是独立精神。”

可政治当头,形势逼人,哪里容得下独立精神,知识分子也很难做到完全独立。1932年末,胡适前往武汉讲学,恰逢蒋介石在汉口督师“剿共”。于是,蒋介石邀胡适来寓所共进晚餐,几天后又一次邀请胡适。与蒋介石的见面,给胡适留下了不错印象。也许是出于报答知遇之恩,也许是出于“国师”心理,胡适从此明显右转,开始支持国民党政权,“愿意以道义的力量来支持蒋先生的政府。”他先是托人送了蒋介石一册《淮南王书》,希望他能做“守法守宪的领袖”,又在《独立评论》上多次撰文支持国民党政权,“清共剿匪”、“先剿匪,后抗日”等词汇也多了起来。

对于胡适见蒋介石,鲁迅语出讥讽,并旧话重提将胡适以前见溥仪的事一起挖苦,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鲁迅这是在讽刺胡适写的《知难,行亦不易》一文,讥讽胡适没有坚守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协助为结社机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一切酷刑及蹂躏民权之拘禁杀戮之废除而奋斗。”

鲁迅从一开始就加入同盟,并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不久,北平等地成立分会,胡适被推举为北平分会主席。1933年2月4日,胡适收到史沫特莱的英文信件,并附有宋庆龄签名的英文信,及一份《北平军分会反省院政治犯控诉书》。控诉书控诉反省院严刑拷打等暴行,史沫特莱、宋庆龄嘱咐北平分会立即向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废除种种私刑,还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而胡适四个小时前刚刚应北平军分会邀请视察过监狱,认为监狱虽有些小问题,但不失为“文明监狱”。所以,眼见以为实的胡适认为控诉书“纯系捏造”,并于2月19日在《独立评论》第三八期上发表《民权的保障》一文,为国民党政府辩护,提出“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问题,这是错的”,并反对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认为“一个政府为了保卫它自己,应该允许它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2月28日,宋庆龄、蔡元培为此电请胡适更正,“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胡适对此不予理睬。3月3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议议决将胡适开除出盟。

鲁迅参加了开除胡适的会议,并对胡适立场持蔑视态度,在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说:“我但于胡公适之之侃侃而谈,有些不觉为之颜厚有忸怩耳。但是,如此公者,何代蔑有哉。”他随后又写了篇《“光明所到……”》的文章,揭露国民党监狱的黑暗和胡适的天真,称胡适等人为《红楼梦》中焦大一般的奴才:“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慎重调查’的光荣,但在十年以前,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虽是模范监狱,而访问犯人,谈话却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约三尺,旁边站一狱卒,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而这回胡适博士却‘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是特别之极了。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到这地步;还是狱卒给‘英国话’吓倒了,以为胡适博士是李顿爵士的同乡,很有来历的缘故呢?幸而我这回看见了《招商局三大案》上的胡适博士的题辞:‘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原无新式标点,这是我僭加的——干注。)我于是大彻大悟。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于是向外国人‘公开检举’了民权保障同盟,‘黑暗’倒在这一面。但不知这位‘光明’回府以后,监狱里可从此也永远允许别人用‘英国话’和犯人会谈否?如果不准,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来’了也。”

自此开始,鲁迅与胡适彻底断绝联系,并开始了对胡适不断的抨击。在《文坛秘诀十条》中,鲁迅写道:“须多谈胡适之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须讥笑他几句。”这是讽刺“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一文坛流行现象,也是对胡适的鄙夷。在《算账》一文中,鲁迅又写道:“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几位学者”当然包括胡适。鲁迅还对许寿裳说过:“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但对于《西游记》,却考证不出什么。”在与新月派论战中,鲁迅更是将“胡适之陈源之流”等新月派一棍子打死,嘲讽他们“挥泪以维持治安”……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华脚步加快,胡适不希望中日之战爆发,提出两国代表交涉、中日缔结新约等折中调和办法,并于1933年3月18日对新闻记者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胡适此话又被鲁迅抓住辫子大加臭骂,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中称“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在《关于中国的王道》中又把“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认定为胡适“给中国之所谓王道所下的定义”。不过,鲁迅也没将胡适全盘否定。1936年他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提出三名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其中之一便是胡适。实际上,鲁迅对胡适仅止于偶尔嘲讽而已,并无深仇大恨,并未将胡适看作敌人。

无论鲁迅是讥嘲还是批判,胡适从不接招,以沉默相对。1929年9月4日,胡适曾给周作人写过一封长信,感慨道:“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直到鲁迅1936年逝世后,胡适才对鲁迅有过一次总评。

1936年11月,原本敬仰鲁迅、以鲁迅学生自居的女作家苏雪林致函胡适,突然破口大骂鲁迅:“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个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的势力……鲁迅不仅身体病态,心理也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

对于苏雪林的谩骂,一向以理性、独立、客观自居的胡适很不以为然,回信道:“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此信可见胡适虽将鲁迅划为“他们”、“敌党”,但也客观评价了鲁迅贡献,维护了鲁迅声誉。

胡适还积极奔走,为《鲁迅全集》的顺利出版发挥重要作用。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和“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众人努力编辑出版《鲁迅全集》,但与理想中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并无深厚关系,鲁迅好友许寿裳于是托人向胡适求助。胡适痛快地答应此事,不但挂名“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委员,还两次致信给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商务印书馆后来答应此事,许广平特致信胡适感谢道:“六月九日奉到马、许两位先生转来先生亲笔致王云五先生函,尝于十一日到商务印书馆拜谒,王先生捧诵尊函后,即表示极愿尽力……得先生鼎力促成,将使全集能得早日呈现于读者之前,嘉惠士林,裨益文化,真所谓功德无量。惟先生实利赖之。岂徒私人歌颂铭佩而已。”1943年元旦,身在美国的胡适还花二十美元买下了三十大本的《鲁迅三十年集》,连夜细读以前没有读过的文章,这是他卸任驻美大使后买的第一套书。